与社会事件有关的时政小论文。思品。不少于800字(一)
初中社会政治小论文—垃圾分类之放错了的巨大资源
纵观古今历史，人类从历史的长河流出的第一条起，就与自然休戚与共，与大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是与人类的历史息息相关，人类依赖于环境，来自于环境，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似乎骄傲起来，觉得自己有征服环境的资本，这无疑是荒唐的，这种人与自然的矛盾重新与科技的重新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受到人们的重视。下面我要说的垃圾分类便当之无愧的其中之一。
在今天，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我们生活水平的到了巨大提高，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街道上密密麻麻的的汽车，不断建起的高楼大厦，重重叠交的立交桥，无不给工业文明带来新的气息，但你可曾想过，这些工业文明的成果背后，又是什么样子呢?是环境的污染，是无数堆在路边的垃圾，是无数被放错的资源。人们不断地意识到，垃圾应该被合理的利用，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保护环境，减少资源的使用和污染，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垃圾分类回收，对于环境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例如：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汞、镉等有毒的物质，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抛弃的废塑料被动物误食，导致动物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要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回收，问题就自然大大降低。但在中国，垃圾问题十分严重，尽管政府出台了一些策略，但效果甚微。我国668座城市，2/3被垃圾环带包围。埋跟燃烧垃圾是大部分地区处理垃圾的方法，但这样的方法会导致大气污染、臭气蔓延，并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体，对环境的破坏极其严重。高昂的费用也是大部分地区采取埋跟然受垃圾进行处理的原因之一，无害化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一百至几百元不等，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14年过去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近年来，政府加大城市建设投入的同时，对市容环境设施的投入却没有跟上，就连投入相对多的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的投入也难以满足需求。以广州为例，如果这样持续3—4年，仅垃圾袋就需14亿元，以200人配1名指导员计算，广州市1800万人，每年需花费40亿元，环卫部门中少数人因为培训不到位或操作不规范，把垃圾混在一起拉走。但更多时候是因为，由于居民没有正确的分类投放，一些垃圾运输车出现空载现象，浪费了人力和汽油，这成为城市管理者的“两难”。在一些小县城，由于管理不到位已及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够深入，设备资金有限，也是我们看见一些地方垃圾堆积如山，臭气熏天，虫蝇乱飞，无法运走的原因。中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40亿个，方便面碗5—7亿个，一次性筷子数十亿双，这些占生活垃圾的8—15%。1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的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一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少采20吨铝矿。生活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因此，垃圾分类回收不仅对环境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只要分类回收好，得到经济利益也是巨大的。根据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的调查，垃圾资源化潜力随着生活水平和经济的发展也不断增长。在垃圾成分中，金属、纸类、塑料、玻璃被视为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率应不低于33%。而且，垃圾中的其他物质也能转化为资源，如食品、草木和织物可以堆肥，生产有机肥料；垃圾焚烧可以发电、供热或制冷；砖瓦、灰土可以加工成建材等等。所以说垃圾山可以变成金山。各种固体废弃物混合在一起是垃圾，分选开就是资源。如果能充分挖掘回收生活垃圾中蕴含的资源潜力，仅北京每年就可获得11亿元的经济效益。同样可见，消费环节产生的垃圾如果及时进行分类，回收再利用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好途径。但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形势下，垃圾分类艰难依旧。但是，重在持之以恒，要让这项工作能收到实效，就应多管齐下、持之以恒。因此有关方面除了要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外，培养居民垃圾分类处理习惯，还应提供更多便民服务，增强可操作性，让群众不仅能知晓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更能从中真正尝到甜头，得到收获，这样就会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如广州将从4月1日起施行《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生活垃
圾分类终于有章可循。从源头上分类投放垃圾，从而最大限度地变废为宝和回收再利用，已经成为解决垃圾“围城”、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的最佳出路。这是一项良好的开端。
反观国外的一些国家，我们更应该学习，例如日本，30年前曾是“二恶英大国”本人多地少，国土面积狭小，客观地理环境决定他们不能如其他国家一样采用填埋垃圾的方式来处理垃圾。在日本，采用最多的方式就是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垃圾焚烧的依赖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全国超过1/3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成为“二恶英大国”。为了解决这个环境难题。从垃圾的源头着手，日本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垃圾分类和回收运动，运动也得到了国民的信任和支持，于是日本从1980年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目前，日本每年人均垃圾生产量只有410公斤，为世界最低。更重要的是，垃圾分类投放已经成为日本民众的一种自觉行为，即使没人监督也会严格执行。而这一结果与日本政府的环保管制和宣传得力是分不开的，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普通的环保知识，并以此来督促自己的父母长辈自觉遵守。对于日本的垃圾分类，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檀有志博士深有感触。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规矩多如牛毛,对居民近乎苛刻”。日本的垃圾分类非常细，除了一般的生活垃圾分为可燃和不可燃垃圾外，资源性垃圾还具体分为干净的塑料、纸张、旧报纸杂志、旧衣服、塑料饮料瓶、听装饮料瓶、玻璃饮料瓶等等。除此之外，更换电视、冰箱和洗衣机还必须和专门的电器店或者收购商联系，并要支付一定的处理费用。大件的垃圾一年只能扔4件，超过的话，要付钱。看起来如此麻烦的事情，日本人却乐此不疲。喝完一瓶可乐后，他们会洗净饮料瓶，揭下外面的塑料包装，把它扔到可回收的塑料垃圾袋中。瓶盖属于不可燃垃圾，而瓶子本身则要放入专门的塑料瓶回收箱。在檀有志博士入住的日中友好会馆里，专门有一间堆放垃圾的房间，排列着7个不同颜色的垃圾箱。更为麻烦的是扔垃圾。在日本，扔垃圾也有时刻表，每户家庭的墙上都贴有两张时刻表，一张是电车时刻表，另一张就是垃圾回收时间表。每周7天，回收垃圾的种类每天各不相同。居民需要在垃圾清运当天早晨8点前，把垃圾堆放到指定地，不能错过时间，否则就要等下周。分类垃圾被专人回收后，会进行环保再利用。日本的免费公厕都提供免费卫生纸，在这些卫生纸上，也打印着一行小字：这些卫生纸都是利用回收的车票做成的。日本人对超市垃圾的处理也是值得学习的。以白色饭盒为例，人们在超市买了白色饭盒装的东西回家后，不会随手把饭盒扔掉，而是在使用后把饭盒再交回超市，由超市把饭盒统一返还给厂家进行再利用。目前日本一共有40个生产饭盒的工厂，其中8家工厂既生产饭盒，又回收饭盒。而这8家的生产量，占到日本总饭盒生产量的90%。2008年，东京的垃圾年产量相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同时，由于实行了严密的分类措施，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所燃烧的垃圾已经完全剔除了塑料等化学制品，大大降低了焚烧所造成的有毒气体排放量。
其他国家的经验
美国：
垃圾分类深入生活
被称为垃圾生产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逐渐深入公民的生活。政府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除了在街道两旁设立分类垃圾桶以外，每个社区都定期派专人负责清运各户分类出的垃圾。在纽约，垃圾处理被称为“垃圾管理”。只要在大街上走一趟，就可以看到马路的两旁，堆放着一些黑色或深褐色的垃圾集装箱，上面写着：垃圾管理公司。垃圾管理公司是一家全美闻名的垃圾收集和运输公司。它的股票已经上市，且业绩不俗。
瑞典：
垃圾分类成日常习惯
在瑞典，家家户户都在厨房的水池下或抽屉中放置不同的垃圾收集容器，分别收集玻璃瓶、金属、纸张、塑料和厨房垃圾等;每条街边都设有不同分类的大垃圾箱，每家每户附近都有一个垃圾回收中心，专门收集分类后的垃圾。一位瑞典家庭主妇说：“吃完饭后，我们把吃剩的食物放进食物垃圾纸袋。我通常在早晨骑车上班时，顺便把纸袋扔进食物垃圾箱里„„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德国：
垃圾分类有百年历史
德国早在1904年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至今已有100多年。通常情况下，每栋住宅楼都有3至4个垃圾箱，分别存放各种包装物、不可回收垃圾、纸制品以及玻璃瓶。垃圾公司根据住宅楼的住户密度，决定垃圾箱的大小，确定住户需要缴纳的垃圾处理费用。家电、电池、家具等垃圾则采取定点收集处理。德国学校的老师和父母们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孩子的垃圾分类意识。德国女孩斯特凡妮说：“基本上从懂事时开始，我就知道垃圾要分类。”
此外，垃圾分类有利于社会和谐。党的十八报告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倡导垃圾分类、落实垃圾分类，这正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表现之一。在我国，因为要在某地区建造垃圾焚烧厂而引起居民与政府间产生矛盾的事情屡见不鲜。但其实只要我们按照垃圾分类的原则分类好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有关部分在处理垃圾方面将得到极大帮助，从而较好地采用环保的垃圾处理方法。垃圾处理好了，不再排放出有害气体，不再污染土地，不再影响水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垃圾分类有助于实行可是续发展战略，有利于保护我国以及世界环境。我们国家的资源自然资源总量大，总量多，但人均占有量少，开发难度大。虽然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经得到初步的遏制，但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人类从几万年来走到现在，从崇拜自然到征服自然再到利用自然，与自然关系不断转变，有巨大的成就，跟有着历史惨痛的教训，希望我们引以为戒，不要总是失去了才知道珍惜，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人们生活也越来越快乐！行动起来吧，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做好垃圾分类；为了一份洁净，让我们合理投放垃圾。无论是在校园，还是在家里，抑或是在公共场所，让我们的举手之劳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美德。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家园一定会更好，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文明、更进步！垃圾分类、低碳生活，关系你我，利国利民,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与社会事件有关的时政小论文。思品。不少于800字(二)政治社会学结业小论文
有关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种近代的政治概念，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的一般意义就是普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在古希腊，雅典城邦内的所有政事都要全体成年男子的批准，这种直接民主制是最早的政治参与。
现代政治学者对政治参与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从过程的角度，政治参与被认为是“全国或地方、个人或集体支持或反对国家结构、权威和有关公意分配决策的行动“[。从功能的角度，政治参与被简单认为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动。狭义上，认为政治参与只包括合法的参与方式；广义上，政治参与则还包括了诸如消极抵制、集体不服从、抗议、游行、暴动、恐怖活动、暗杀以及革命等所有能够影响政府的行为。
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往往要比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政治上更为积极。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能够掌握更多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同时也有更多的利益需要维护，也有更多的可能参与各种政治组织。
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公民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相信通过政治参与能够对政府施加影响。参加选举投票是公民最基本、最普遍的政治参与活动。通过选举，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公共政策得到民意的支持，政府从而获得合法性。此外通过选举，公民以选票对政府的工作做出评判。通过参加政党和社团等方式进行政治结社的活动，可以提高公民自身的的政治表达的有效性。公民有时也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对公职人员的罢免活动。公民还通过公民不服从的方式以良心自由的原则进行非暴力的公共行为。此外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包括随机的参加游行示威、政治集会，以及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与政府官员的个人接触。
政党是政治参与扩大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促进了政治参与。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实行的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选民通过对政党候选人的选择，可以对政府行为实现一定程度的控制。
利益集团与政党不同，其目的是通过影响政府决策来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一般通过政治捐款，参加选举，院外游说等方式来达到目的。
而非政府组织又与利益集团不同，非政府组织从事社会公共利益，政治参与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影响社会舆论向政府施压。
政治参与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制度化的参与，另一种是非制度化的参与。制度化的参与，政治参与程度与政治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其现代化进程会保持一个良性的发展；反之则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政治参与程度与政治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有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在社会各阶层间起着缓冲的作用。在现代，选举是政治参与中制度化程度高，公民控制政府最为有效的工具。
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不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带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在现代政治中，公民与公职人员的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网是一种重要的非制度化参与。但是这种利益表达方式受到经济地位的影响很大。此外，游行示威、抗议、骚乱等群体性事件也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
在西方，一般认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为：
①投票。能够产生集合性效果，从而影响政府。但投票形式受到定期举行的时间限制，选票又无法充分、具体地表达公民的特殊意愿。这种形式缺乏主动性。②竞选。也能形成集合性效果，并能较具体地表达公民的偏好，具有较多的主动性。
③公民自发行为。即个人同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接触行为，例如写信、访问等。这种参与形式的时间和内容通常由参与者决定，其内容一般与个人利益有关，参与者可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④组织政党、社团或利益集团等。这类活动能产生集合性效果，往往比自发行为对政治的影响更大。
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参与形式与公民的3种政治取向有关：
①关注并热衷于政治和公共事务；
②高度的党派认同感；
③希望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团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的信念。
一般认为，第一种取向同投票、竞选和地方性参与这类有广泛集合性效果的参与形式有关；第二种取向亦然,但具有更大的主动性;第三种取向也同引起集合性效果的参与形式有关，但主要表现在地方性的活动中。
美国政治学者G.A.阿尔蒙德认为，公民的自发行为虽然也作为一种参与形式影响政治过程，但不一定由政治取向引起。
大量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如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与政治参与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往往比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政治上表现更积极。如何解释人们社会属性与政治参与之间的这种关联性？西方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往往能够掌握更多的政治资源，如竞选捐款、政治信息、政治知识和技能等等。
（2）由于在现有体制中有着更多的利益需要维护，从而刺激了这一阶层的人们对政治更强烈的兴趣，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功效意识比其他任何阶层都要强。
（3）政治组织是现代政治活动的基本形式，政党、利益集团、志愿者协会等是动员公民进入政治系统、实现利益表达的有效手段。对于在社会经济方面占
据优势地位的阶层和个人来说，他们有更多的可能参与这些组织。
（4）而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们诸多优越条件，他们对自己在政治系统中的影响力没有足够的信心，其政治功效意识也相当低，这就使他们经常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态度冷淡，漠不关心。
政治参与的不平等性从根本上说是阶级权力向国家领域转化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那些占据特殊经济地位、掌握足够政治资源并具有根本性利益指向的政治主体，才能够成功地以国家或政府的名义行使其权力。政治权力的分配是以财产的分配状况为基础的。如果说一个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状况意味着政治权力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状况的话，那么政治权力正是一个阶级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在政治领域内的反映。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是不同的。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影响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有：
①社会环境。包括教育、职业、收入、年龄、性别、种族、宗教、社会的流动性及居住条件。一般认为，政治参与率较高的是以下几种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的中年男性；定居者和都市居民；种族、宗教及自愿组成的团体的主要成员。
②心理因素。包括对权力、功名和地位的需求及社会政治责任感等。这些受家庭、同事及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并同个人的性格特点有密切联系。美国学者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个性刻板、神经衰弱、狂躁的人参与意识较低；缺乏自信心、情绪悲观的人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冷漠。
③政治系统。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系统是否提供了充分、有效、平等的参与形式和途径。政治系统的民主化程度越高，为公民提供的参与形式和途径就越多。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认为，公民实际参与政治的程度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尽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主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质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仅是资产阶级享有的，而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政治参与的程度是很有限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人民真正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都为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各种保障和途径。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水平将越来越高。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而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规模、程度也成为学者们判断一种政体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标。随着现代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民众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使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的以民意为基础，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
在现代政治系统中，政治参与的功能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公民来说，政治参与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学习功能。如果说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公民政治，那么培养具有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
权利和义务主体、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则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通过政治参与，公民可以“学习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并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正在发挥着正确的政治作用，从而得到一种满足感”。而且，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民众可以逐步养成宽容和妥协精神，后者正是现代民主制度赖以建立的政治文化基础。
其次，政治参与是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所谓合法性，就是一个政治系统内成员对系统的心理认同和群体忠诚。它是政治系统赖以存续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渠道吸收各种社会利益诉求、民众意愿，然后做出政治选择，从而使政策输出以民意为基础。一个参与渠道畅通、能够以系统内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意愿为依归的政治系统必然增强民众对该系统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其统治能力也会得到增强。而对一个长期压制公民参政要求的政治系统来说，其政府政策必然无法反映民众意愿，因此该系统的合法性也会遭到削弱。
最后，政治参与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杠杆。现代政治社会学研究表明，国家权力有着不断扩张的强大惯性，如果缺乏足够的制约手段，最终将会吞噬整个社会机体内部的自组织系统和自治能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不仅要求在体制内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且要以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构成外在的平衡力量，而“民主的政治参与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稳妥的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
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公民如何能够控制政府的行为？通过充分而有效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众对政府的有效控制不仅是现代民主应有之义，而且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权力平衡机制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就曾对公民的选举权在制约国家权力方面的重要意义给予过高度评价，他说“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直接的、不是单纯想象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关系。因为显而易见：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利益。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市民社会才上升到最为自己真正的、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